记得多年前还在上学时，读过一个系列的以「死是生者的事」为标题的散文，如今浑然忘光了内容，却在每每遇到亲人离世举办葬礼，看着网络中流传的程序员、创业者或猝死或自杀之事时，总会想起这句话。今天回过头再 Google 时，看到其中一篇散文中的一段话：

面对死亡，才有人类情感中某种最为神圣情感的升华 —— 敬畏感的形成……唯有面对死者，与我们朝夕相处的亲人，却眼看着他（她）成为一具躯壳，他（她）的灵性或许已升华至某个地方，此刻，尽管爱恨已去，恩怨不再，但生者对死者所有的情与爱都升华为一种神圣的敬畏之情。我们更为尽心地呵护死者，唯恐他（她）受到伤害；我们更为尽职地恪守曾经许下的诺言，唯恐他（她）受到怠慢。其实我们心知肚明，这样的伤害或怠慢都不属于当下的世界，那当然只能属于一个神圣的境界。

作为一个媒体人，以最快的速度最专业的视角向读者发送业界正在发生的事情是本分。这也是为什么在 80 后创业代表人物、万家电竞 CEO 茅侃侃于 1 月 24 日在家中自杀之后，我们铺天盖地地看到各种标题各种姿势以「茅侃侃自杀」为核心而展开的文章。

说实话，从程序员之死、中年程序员跳楼自杀、几位程序员过劳猝死到今天茅侃侃自杀，看得多了，也逐渐反感起来，因为在死亡的背后，我们对于生命的敬畏感一次又一次地刷新了下限。

记忆尤为深刻的，是一条关于「深圳记者乔装偷拍姚贝娜遗体」的新闻，如今又再增了一条：

木心说，「我追索人心的深度却看到了人心的浅薄」。

公众前各种扼腕叹息，背后还是嬉笑怒骂本来的样子，更别提会为获得不错的流量而满是开心的嘴脸。

但这本不是一个人的错，都不是追究伦理苛责个人能解决的，更何况是一边站在道德制高点，一边现实中做着那些自己在网络中口诛笔伐的事儿。

这是我们的集体罪责。

从 25 年前，凯文·卡特在非洲苏丹拍下「饥饿的小女孩」，以自杀结束了良心的拷问和公众的谴责，到今天，媒体伦理在功利主义的道路上依然越走越远、越走越黑。

而我，即使身在技术圈，但也是一个媒体人，但却没能做到本分。在面对「茅侃侃自杀」思忖良久，只在当天编辑投稿文章前的「编者按」里，写下了一段话：

说到底，我也不是一个合格的媒体人。

我常常在想，现在这些痛失好友、痛失亲人的人们啊，你们与逝者的感情真的很好吗？为什么总是在他们已经离开了才追悔莫及呢？

现代社会的交情，起于微信而止于微信。